唧唧歪歪

“这世上没有永恒的好设计”

      被誉为设计界“奥斯卡”的红点奖（Red Dot Award）创立于1955年。不过，令人意外的是被业内称为“红点奖之父”的彼得·扎克（Peter Zec），出生还是在红点奖创立一年之后。

      尽管并非红点奖的发起人，但在彼得加入红点奖评审组织的几十年中，作为幕后最重要的推手，是他将这个单纯的德国设计奖项，发展成为一个融合产品设计、传播设计大奖和设计概念奖等奖项，具有权威性和国际知名度的综合设计大奖。并且，在他推动下，红点奖最终成立了公司，在全球各地创立了红点奖设计博物馆，从事相关出版和教育活动。

      期冀将红点奖的设计理念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彼得，已经瞄准了中国市场。“我们希望红点奖能在一个合适的时机，以一种恰当的形式进入中国。”在接受《第一财经日报》专访时，彼得透露。两年前，在厦门营商周举办红点奖进修班，他亲自担任导师。而此次，在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家具展览会上应邀担任“金点奖”评委会主席，则是他第一次担任中国设计奖项的评委会主席。“我希望借着这次机会多了解一些中国设计界的情况。”

       不过，当这位“红点奖之父”正筹谋让红点奖的触角伸向广阔的中国市场，他要面对的情况可能不那么简单。

     “不希望红点奖的结果难以预料”

　　日报：从1955年红点奖创立以来，这个奖项的评选标准是否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？

       彼得：是的。但是，有一些准则是不变的。比如，它是否同时具备功能（n）、吸引力（seduction）、实用性（usability）、责任感（responsibility）等要素。但是，有一点需要设计师清醒意识到的是，这个世界不存在完美的设计，也没有永恒的好设计。设计的标准会随着时代审美以及技术的变革发生变化。比如工业革命、包豪斯理念的出现，都对设计产生了巨大影响。而一些获得红点奖的作品也可能它们所包含的技术过时了，最终被人们遗忘。比如，数码取代了机械技术，不少获得红点奖的作品照样被市场淘汰出局。

      日报：很多人都问过你关于好设计的标准。和很多西方设计师一样，你强调的是艺术与设计的区别，设计是发现问题，并且解决问题，但是在很多中国设计师看来，设计应该包含情感、意境以及更多复杂的东西。对这种东方式的设计价值观，你如何判断？

      彼得：无论东方和西方，设计师的责任都是通过观察发现生活中的问题，再用实际的设计帮助人们解决这些实际问题。而艺术家不一样，他们发现问题之后，通常需要把问题放大，但是不能提出解决方法。设计师在服务于设计对象时，必须弄清楚对方的喜好。不同地域的消费者有自己的审美观和生活方式，这对他们选择和判断设计当然会有影响。我们曾经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。比如，在平板智能手机出现之前，欧美消费者通常喜欢直板手机。这更符合他们直截了当的个性。而中国乃至东亚消费者偏爱翻盖手机，一些人猜想这和儒家文化比较含蓄内敛有关系。不过，总有一些设计能在不同文化、不同地域之间取得多数人的认可，比如，大家现在都在使用的智能平板触摸屏手机。再举一个例子，很多中国消费者喜欢金色，认为最好的东西都是金色的。而在西方，黑白两色通常更受欢迎。在这方面，你可以看看苹果的做法。

      而我所想表达的是，中国设计师如果想走上国际化的道路，一方面是要在设计中加入自己的文化，拥有自己的设计语言，但另一方面，他们必须想办法用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，让更多的人看到他要传达的东西。

      日报：红点奖将触角伸向中国，对很多国内设计师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。在当下的中国设计界，一些年轻的设计师将获得红点奖作为自己事业晋升的砝码，甚至不惜像解决数学题一样钻营获奖之道。在国内，已经有一些学者和设计师对此现象给予批评。你对这种通过钻营获奖的方式认可吗？

      彼得：首先，要获得红点奖的确可以参考往年的获奖作品。这是因为，我们不希望红点奖是一个结果难以预料的奖项。如果评委的意愿难以揣测，这可能意味着人们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很大运气才能获得的奖项。但实际上，设计师需要运用智慧和创意，通过刻苦、努力的思考以及实践才能捧得这个奖项。为了保证评奖标准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，我们每年会更换30%左右的评审，其他评审一般会留任三至五年。而一些大公司则会根据红点奖近两年的获奖作品，预估一个趋势，在公司内部先行进行评审。

      获得红点奖的确会给设计师带来名誉，但不一定会让他们的设计获得市场的认可。这个过程很复杂，其实，我们的评委在评鉴过程中也在进行冒险。至于纯粹为了设计而设计，为了获奖而设计，设计师的出发点必然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所体现。经验丰富的评委不会看不出这一点的。

      不认可“设计过剩”的说法

      日报：如何确保红点奖的公平，以及你所说的“去德国化”？

      彼得：每届红点奖的评委是36名。一方面，这些评委保持绝对的独立，他们有的来自学术界的，有的是独立设计师。他们的作品不能参赛，而一旦他受雇于业界的某个公司，也会失去评委的资格。另一个标准是，我们的要求是我们要看到实物。这两个规定和IF奖都不一样，IF奖的评委可以来自业界公司，而且通过图片和照片来判断。我们很早就意识到评委会必须“去德国化”，通常，我们规定德国本土的评委不得超过20%。但实际上，近几年来，德国评委的比例甚至只在10%左右，其他的评委来自世界各地，亚洲评委的数量也在逐步增加。

      日报：你刚才提到了，中国的设计师应该将民族专属的元素、独特的文化元素融入到设计中。而红点奖要进入中国，会不会为中国特别设立奖项？

      彼得：不排除这种可能。除了时代审美和技术因素之外，红点奖也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。比如，在2005年，我们受到新加坡政府邀请，在当地办一个红点奖。如果我们只是把德国的东西带过去，这显然不够。我们当时希望能够办一个概念设计奖，但这个奖在欧洲办不起来。因为，在欧洲设计师习惯于隐藏概念，直到把它做出来卖给某家公司，人们才可能知道他的概念。而亚洲设计师则恰好相反，在做出实物之前，他们很希望了解这个想法是否可行。这是文化差异给我们带来的新契机，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在新加坡创立概念设计奖的原因。新加坡正是适合这个奖的地方，它就像是欧洲的瑞士。中国也许会有另外的例子。

      日报：欧洲一直流行“设计过剩”的说法。红点奖每年也会评出不少作品，在这方面，红点奖是不是对“设计过剩”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？

      彼得：我不认为“设计过剩”是一种正确的说法，我在刚开始也提到过，这个世界没有永恒的好设计。大多数糟糕的设计，在第一时间就会被人遗忘，只有少数不错的设计会被人们使用几十年甚至百年。所以，好设计的数量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，而与之相对的是这个世界永远缺乏好设计。“设计过剩”说明的另外一点，就是欧洲设计市场竞争激烈。但在中国，设计市场还没有那么多竞争。我们希望进入中国市场，也是希望用奖项和竞争让这里的设计产业更加繁荣。